宋徽宗与童贯这对主仆，虽不能把北宋灭亡的全部责任都归罪于此二人，但造成这一毁灭性恶果的主要人物这二人还是当之无愧的。
童贯，字道夫是一名宦官，可他绝非一般的宦官，是宋徽宗一手提拔起来的，手握军权长达二十年的，曾担任过最高军事长官的宦官。历朝历代如果宦官得势都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。此朝也是如此，童贯这个人，善于谄媚，巴结讨好领导那是很有一手的，在一个就是此人有一定的军事才能，但绝非如同韩信，霍去病等人，能决胜千里之外的大才，而只是有一些小的见识，可他才小，野心可不小，又好大喜功，这也是导致他日后兵败如山倒的主要原因。宋徽宗虽不算什么好皇帝，但是在艺术方面，还是颇有些造诣的，他喜欢字画，奇石，于是童贯就自主请缨，说，杭州之地有不少绝佳的艺术品，愿意为陛下去搜罗一番，这马屁拍到位了，自然就深得皇帝欢喜，在当时其好友，其实就是政治盟友，中枢奸臣蔡京的推荐下被认命为西边将王厚的监军，当时在西北战场上宋军正与青唐会战，青唐是位于青海地区吐蕃的一个***，在这次会战中童贯于王厚一举歼灭青唐获得大捷，也正是因此次的胜利使得童贯居功自傲，自以为是，把自己当成了百战必胜的能人，在随后讨伐辽国的战役中，没有充分的预估好，敌我之间的实力与当时的实际情况，使得宋军前后两次大战都以失败而告终，也正是这两次的大败使得北宋国力大减，可以说是到了任人宰割的地步，随后金国趁此机会战败辽国，又兵峰直指北宋，造成了北宋君臣集体大逃亡的团结画面。之后宋钦宗即为，把童贯在贬官的路上斩杀。要说为什么最后没有把主要责任归罪于，宋徽宗那太过简单啦，皇帝在中国古代传统观念里，那是不会犯错误的人。
在历代太监中，童贯堪称屡创“历史之最”的人。他以太尉领枢密院事，掌全国军权，是史上掌控军权最大的太监；他前后统兵二十年，是史上掌军权最久的太监；他曾以副使身份出使辽国，是史上第一个代表国家出使外国的太监；他因功被封为广阳郡王，是史上第一个被册封王爵的太监。而如果把“骂名”算上，童贯恐怕还是生前死后承受骂名最多的太监。
无论正史还是野史，无论官方还是民间，童贯都是众矢之的。然而，仔细翻检史料，斟酌、比较、对照之余，会发现史实中，童贯既不够“治世之能臣，乱世之奸雄”的曹操之能，也没有逼死皇子扶苏、害死丞相李斯的赵高之恶，他的为人做事与蔡京颇为相似，是一个“颇具干才的弄臣”，有一点才能，有一点奸诈，以投机讨好为能事。
《宋史·童贯传》中至少能寻找到童贯为赵宋王朝戎马一生的两大功劳：对外，童贯取得过与西夏以及吐蕃诸部作战的胜利，收复大面积失地，包括湟州、鄯州、廓州以及积石军、洮州等地，这是北宋对外战争中仅有的几次胜仗之一，消解了西北的军事压力；对内，他曾以宣抚制置使身份，领军十五万进军浙江，一举镇压了方腊的农民起义，生擒方腊，大胜而归。
总的来说，童贯为宋徽宗辅政过程中，有功有过。他之所以臭名昭著，主要有三方面原因：一是太监弄权。在帝制时代，太监弄权，与后宫干政一样，属于牝鸡司晨、不安其分的行为，干了不属于他干的事，为人所不齿；二是临阵脱逃。宣和七年（1125年），金大举南侵，童贯作为驻扎太原的大军统帅，却不思抵抗，逃回京城，致使金兵长驱直入；三是为宋徽宗的罪责“埋单”。 宋徽宗在位那些年，对内残酷盘剥，对外大动干戈，自己又奢糜享受，导致民怨沸腾，内外交攻，最终国破家亡。
亡国的罪魁祸首，当然是宋徽宗这位自号为“道君皇帝”的无道昏君。然而，在以儒家文化为背景、以纲常***为核心的帝制时代，却没有追责皇帝的行为习惯和理论基础，但国家糟蹋到这般模样，又总得有人为之“埋单”，于是，千夫所指而又确实曾经助纣为虐的太监童贯，便成了宋徽宗的“替罪羊”，遭受了千年的唾弃。
